郝景芳：写作是孤独深处最重要的情感力量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报 孟静/文“你看，这是我们在毕节支教的老师给孩子们上课的一些画面。”

郝景芳打开手机，照片里能看到到山村幼儿园的教室，一群晒得黝黑，脸上有高原红印记的孩子，穿着蓝色的校服，趴在几个简易小书桌拼起来的长桌前，拿着各种颜色的彩色笔，低着头在白纸上画画。画面里比较完整的能看到一个女孩子用蓝色的画笔，构图像是蓝天白云，天空中有鸟飞过的痕迹。其他几个孩子的白纸上也都填满了各种主题的内容，色彩斑斓。

“就看画面，已经很好了，这是在画画。他们自己做的这些东西，还是笑得非常开心的。”郝景芳继续往下翻着这些照片，“而且他们都是敢于按自己的方式去画，不跟着老师的来，能做到这点挺不容易的。这种涂鸦的勇气，其实对孩子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

郝景芳最广为人知的身份可能是科幻作家，因2016年8月，她的《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科幻文学界的诺贝尔奖。不过，这个本科毕业于清华物理系、研究生进入清华天体物理中心，博士转到清华经管学院读经济学跨界者，当下最关心的是公益教育。

只要聊到儿童教育的相关话题，她总是能激情满满的讲个不停。关于孩子的通识教育，从理论到实践，从陪伴自己女儿的成长，到给山区儿童做公益教育，她已经摸索出一套线上线下相结合、成体系的框架，并成立了“童行计划”。甚至公益教育机构如何完成造血到输血的过程，她也有成型的模式和构想，只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但这并不会是一段轻松的创业旅程。郝景芳曾在采访后总结为什么会做儿童公益教育的社会企业尝试，“活着就是想做艰苦的事。艰苦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味道”。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郝景芳

文学创作的逻辑

答：会有一些不一样，但差别不是特别大。我在写作中也会融入理科的逻辑思维，做研究的时候也会经常用一些直觉性、感受性的判断去引导，然后再用一些逻辑的方式去跟上。

人有左右脑的区分，左脑既是语言脑又是逻辑脑，要是左脑发达，应该是阅读、写作和逻辑同时好，但是左脑欠缺整体感、审美、创造性和情绪感知。右脑会关心整体印象、整体感觉，以及跳跃性地联想一些比喻，想到一些别的东西；右脑会关注空间的画面感，还会关心对情感的认知，特别敏感，对于审美会特别敏感。

文笔并不是真正最大的差别，说到底其实区别在于：是按照一个条理、逻辑地去推演的思路；还是按照感觉、直觉、画面感、审美性去思维的另一种思路。而我自己是会把这两种思路相结合的。

比如我写一个小说，通常会从一个画面感出发——可能是在空中飞、或是在地上跑。从这个画面出发，会有一个感觉——心里面让我心动的感觉，会从这个画面、感觉出发，去想如果把这个演绎发展成一个故事。但是在设计故事的时候，其实是要考虑到逻辑和细节——这个人他去哪儿？干什么？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需要有很多逻辑推演的，到最后把这个画面和感觉的逻辑补全了，再开始具体的写作。

问：你其实更偏向逻辑，而不能按文、理来区分。

答：也不是，不管是研究还是写作的一个出发点，都是一种直觉性的感受，最终都是围绕着直观感受。比如《北京折叠》的写作出发点，大概两三年之前，我去国家大剧院听《布兰诗歌》，当主旋律响起的时候，我眼前忽然出现一个画面，北京上空有群魔乱舞，一个非常鬼神的画面，灰色的北京城。就是这个画面，在两年以后写成了《北京折叠》。

我的所有小说都会有一些逻辑出发点和感觉出发点，一般人都是感觉出发点在先。《流浪苍穹》的感觉出发点是，在布拉格的一个黑夜里，眼前就突然有一个画面，一群孩子在飞。所以我几乎绝大部分小说都会是从类似这样的一个音乐或画面出发的。

问：你觉得女性科幻作家在写科幻小说上是有优势的吗？比如国外的玛丽·雪莱、安妮·麦卡芙瑞、厄休拉·勒古恩等等非常优秀、有代表性的女性科幻作家。或者比如你，有专业天体物理、宇宙学知识会更有优势吗？或者说个体在科幻写作上的差异跟所生活的地方、专业领域、年代有某些规律性的联系吗？

答：这就跟要总结历史中古往今来的作家，他们都是从什么样家庭出身，什么背景、成长环境，长大后是做什么的，其实真没什么规律。很多时候看历史上的一些优势和劣势，真正相关的是经济因素。

几十年前整个世界都很少有女性作家，因为那时候大部分女性作家，本来受教育机会就少，还要在家带孩子，女性本身的职业化就很少。比如当时美国很多女性都是家庭主妇，很少有人能够出来写作，能够经济独立。但是这些年就多了，这跟整个世界范围的女性独立是相关的。

古代才女也是很多的，但是才女基本上只可能出现在艺伎，或大的文学世家中，其他的良家女性都被管制了，不让读诗、书、画，也不让抛头露面。不是女性有才、没才，有优势、没优势，而是经济地位所限。

现在女性和男性在写作上的区别都是个体的差异，每个人都有优势也有劣势，但这更多是个体间的差异。现在涌现出很多女性作家，也是因为社会更自由，不同性别有更多选择机会。现在女性科学家还是很少，但女性高管人数是有增加的，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统计数据，但整体可能还是少。

总体来讲，最大的束缚因素就是经济、社会因素和社会观念，如果能够超越这种经济束缚、社会观念的束缚，女性在专业能力上跟男性是可以持平的，也不一定就高于男性，但是跟男性是一样的。

知识大融通的时代

问：传统的知识学科分类会分的很细，但现在社会发展或技术发展，对于知识的融合要求似乎会更高一些，可能会出现很多——各个学科门类知识都知道一些、甚至是文理兼备的人。你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吗？或者是我们知识的分类模式已经改变了，不再按原有的简单的基础学科门类分类？

答：我们这个时代给文理兼顾的人提供了机会，以至于能够把多方面的才能综合显示出来。

以前也仍然有很多文理兼顾的人——比如一个工程师，业余就特别喜欢写诗、画画，一辈子写了好多诗集，虽然根本没法出版——因为在以前的时代，每个人都是螺丝钉，就必须干好自己这门技术，其他的再好也没用，都是不务正业。任何文理兼通的人都是不被鼓励的，要是文理兼通就意味着在本职工作以外还有一些闲杂事等，那肯定是不好的。但是在今天，文理兼通的人就有可能是做技术的，但还能研究艺术，有能力做出一个H5，又美又高科技的东西。

其实是文理坚通的人有了一些可以发挥的余地，不再被社会排斥。所以，文理兼通的人原来就有很多，但是原来没有任何发挥空间，未来发挥空间会越来越大，会有越来越多跨界的机会。

儿童公益教育的初衷

问：你做的“童行计划”，强调通识教育，同时也强调艺术、科学启蒙。那么不仅是儿童教育，未来整个社会应该更会是这样的趋势，包括你在新书《人之彼岸》里写到的，智能时代的到来，需要对教育进行与之对应的调整和匹配。为什么选择从儿童的教育作为切入口？是因为成年人思维和思想容易固化、定型，很难改变？

答：给小孩子进行通识教育是能做得通的。其实孩子在小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一般孩子应该都是文理都能学得好的——启蒙的时候，思维方法挺重要。不会每个人都成大师，我音乐也不太擅长，但自己多少会了解一点或是有很大的兴趣，多少能学一点，其实做到这种一般水平的话，应该是人人都能做得到。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儿童期间做通识教育，但是在成年之后，很多思维方式是受之前教育经历的影响，是已经决定了的。比如数学可能最开始学的时候一些思维没调整过来，一些入门方法不太对等等，可能到了成年后就不好调整了，但是小孩子其实是可以的。

问：童行项目进展情况怎么样？哪些是能看得到效果、有成效的？

答：我们现在分成两块：一是所谓创造力教育，线下创新教育。我们寒假会做四个冬令营，在北京郊区做两个，在四川做两个，都是做成科学主题的——有两个是森林主题的，有两个是动物保护主题的——做科学创造力冬令营。二是做线上教育。线上我们在做音频课，我们之前已经推过一个音频课是“给孩子的万物启蒙”；接下来我也会给孩子讲一个“通识启蒙”，还会有老师讲“文明启蒙”、“艺术启蒙”、还会有万物启蒙第二季、第三季。

问：初心是要做公益对吗？还是可能有更大的愿景，比如对未来的教育体系有一定的影响，甚至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时，与之应对的教育体系或教育方法有所转变，希望对此做一点点推动？

答：其实这是第二位的，初心是想做公益，但是想要真正做一个公益大事业。我不是做慈善基金会公益，我是想把公益做成一个更大的事业，能够把公益做成一个可持续的项目。

问：能具体描述一下这个愿景，未来的架构设计吗？

答：我们现在做夏令营、冬令营旅游项目，其实所有的这些支教驻点都做旅游项目，这首先本身就是一个造血完成输血的过程。这个项目未来如果能够做大，做的品质足够高、可持续性的话，其实是可以带动周边的旅游发展，并且反哺周边一些经济发展，提供工作机会。所以就是用好的旅游项目，甚至是培训项目，给周边的学生、居民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这是一方面，我们用旅游本身一是去支教，二是希望能够给当地带来更多经济机会。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做了一个APP，是给类似毕节这样偏远的山区幼儿园教师做远程教师培训。我们这边找专家志愿者，那边连接山村幼儿园的老师，给他们做每周都有的督导式培训。这个事情要是做大了，未来希望能够搭一个全国性的幼儿教师的培训平台，其中有公益的部分给山村幼儿园老师，也可以有收费的部分，其他的老师想要做自我提升等等。

总的来讲，我希望公益变成一个可以自我造血的事业，并且可以自己越做越大，这里就可以有一种真正的赋能的力量在其中。

商业不为情怀买单

问：其实不仅是给这个商业项目赋能，也是给贫困地区需要帮助的这些孩子。那怎么定义你做的这个事情？是社会企业的尝试？还是创业？

答：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商业企业，但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公益项目，我们在北京也做公益，定期给一个孤儿院的的孩子提供一些参与大咖直播的机会。另外我们在白塔寺的童行书院对周边的孩子是免费开放的，周边有很多外地打工者的子女，流动儿童。

问：可能一般的商业企业家不一定能有这样的境界或高度。

答：因为我的初衷是做公益，而不是说企业做大了，再拿出一点钱做公益。

我就是觉得，世界上如果有让我觉得不公平的事情，我就要去解决。我想对于我来说，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把只能帮助一个人变成能够帮助一千万人。

但这其实是一个让我觉得有挑战的事业，让我愿意去付出精力。因为其实在生活中帮一个人是比较容易的，但是需要帮的人是很多的，帮不过来的，这中间就要找一种放大机制，这个放大机制是能够自我推动放大的。

问：在这个过程中，难点是在哪个环节？

答：难点是我们的专业化。我们做所有项目，最初大家都是凭情怀、凭热情来的，但是凭情怀做事，别人不会为你的情怀买单，所以就要求自己做的所有服务、产品，做的一切东西都要按照市场上的高水平、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所以我也不满意很多公益组织，他们可能就是召集一些大学生，备课一个月就去上课。当然如果只是一个短期工作还行，短期跟小朋友交流一周还可以，其实也挺好的，但如果你要给他们长期提供支教——支教希望它有专业度。我们的老师一是全职；二是接受很长时间的教师培训和在北京的实习；三是我们到现在还会给他们一些教学方法上的继续支持跟鼓励。所以我觉得，哪怕是支教这件事情，也得要求专业性。

另外就是我们想做的商业项目，也要跟一般市场上的商业公司去对比，保证在同一个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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