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发展+科技崛起中国金融业加速重构

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步入新阶段。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下称“PIIE”)专家为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举措“点赞”。他们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政策将激发全球金融业发展活力，丰富中国金融服务和产品体系，提升中国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在PIIE所长亚当·珀森(Adam Posen)看来，中国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开放银行业等是很好的举措，但应谨慎推进这些对外开放进程，避免引发风险。PIIE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维昂(Nicolas Veron)表示，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给外国企业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商业环境，未来必定吸引更多外国企业来华发展，并且与中国企业形成竞争，这对提升中国市场的效能至关重要。PIIE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指出，对外开放的扩大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国金融资源的分配效率。

对于金融科技的发展，PIIE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认为，金融科技崛起将促使全球劳动力结构发生改变，我们正迈向一个教育与技能更为重要的时代。PIIE高级研究员玛丽·罗夫利(Mary Lovely)认为，新科技短期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缺少安全感，政府部门应进行灵活调整，促进新科技为经济发展、产品创新、福利改善等带来新动力。

PIIE研究员马丁·乔真帕(Martin Chorzempa)认为，中美两国的金融科技发展存在差异，但未来金融科技领域的机构密切合作是大势所趋。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金融创新之间如何平衡，需要每个国家做出更多努力并作出权衡。

中国金融深化开放使全球获益

中国证券报：近期中国陆续出台了金融业开放发展的诸多政策。如何看待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举措带来的影响？

亚当·珀森：中国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促进贸易自由化、开放银行业、增加投资品种，这些都是很好的举措。与此同时，中国应谨慎推进这些对外开放进程，避免引发风险。

从经济学原理角度看，作为一个普通人，为了降低投资风险，一定会试图在(本国之外)其他地区做一些投资，这是很理性、很现实的想法。而当中国打开了资本输出的通道，必然会有很多人想拿出一部分资产用于海外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每个人都只拿出很小的一部分资产，总数上来看也会是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因此，一个国家无论何时打开自己的经常账户或者外币账户，都需要警惕潜在的资本外流风险。

尼古拉斯·维昂：首先，对于全球外资机构来说，中国政府一系列的对外开放举措，显然意味着更多的商业机会。例如，一些国际评级机构，如果他们被允许在中国独立运营，他们将能够更独立地给出评价，这将增强市场纪律，也将提高中国金融体系中价格形成的质量。最重要的是，一个更有效的金融市场能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多信息和资金，这不但有利于中国金融体系发展，而且有利于国际贸易往来。其次，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给外国企业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商业环境，未来必定会吸引更多(外国)企业来到中国发展，并且与中国企业形成竞争，这对提升中国市场的效能至关重要。

尼古拉斯·拉迪：更多外国(外资)机构会涌入中国。一方面，外部竞争力量的涌入将进一步改善中国社会资源的配置。数据表明，此前中国的金融资源分配并不尽如人意，过多的资源进入一些表现不佳领域。随着竞争加剧，这种情况会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从居民部门角度来看，对外开放会带来更多便利性，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会带来更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罗伯特·劳伦斯：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好，外资机构得以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与消费市场获益。未来中国需要继续提供给外资一个足够公平的市场，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其中。

科技崛起带来就业新机遇

中国证券报：近年来全球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发展迅速，尤其是金融科技的推进备受关注。如何看待金融科技尤其是AI(人工智能)的崛起，对于传统金融业、就业市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罗伯特·劳伦斯：一方面，AI的作用不可小觑；另一方面，全球生产效率其实是在降低的。背后原因在于，当前许多创新还没有到大规模商业应用的阶段，距离真正落地运用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随着AI逐渐走向大范围应用，全球劳动力结构将发生改变。

我并不担心失业问题，未来大部分人能够获得就业机会。但未来的收入差距会改变，这个问题亟待重视。一方面，诸如理发师、酒店服务员等低技术从业者不会失业，他们仍旧会有许多可选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那些中级技术人员可能因为新技术的应用而失业。换言之，我们正迈向一个教育与技能更为重要的时代。

教育与新技能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制胜之道。每次技术更新换代总会导致一部分工作被取代，同时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新科技崛起必将带来更多新增工作机会，以网络安全为例，此前网络安全方面的工作少人关注，但是如今数以万计的人都在担心网络安全问题。

玛丽·罗夫利：不可否认，每一次新科技的出现都会引发人们对就业市场的担忧。科技发展对就业市场的改变巨大，我们需要随之“升级”劳工教育。以AI为例，人们主要担心它带来的冲击难以掌控。

从某种角度而言，所有新科技都是有冲击力和破坏力的。与此同时，新科技会带来很多新工作岗位，包括一些现在无法预测的新工作。在此背景下，政府需要作出调整和应对，以消除公众由于这些变化产生的不安全感。因为公众可能会由于缺少安全感，而抵触新科技带来的改变。未来整个社会需要新科技为经济发展、产品创新、福利改善等带来新动力。

传统银行业要有危机感

中国证券报：中美两国的金融科技发展有何不同？未来会呈现怎样的趋势？

这类新科技手段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但在美国可能很难实现。一个原因在于这类融合的模式很难在美国建立。另一个原因在于美国人不愿接受新支付方式，他们通常使用信用卡支付，且信用卡提供很多消费者权益的服务。或者通过积分等建立信用记录，消费者可以获得很多优惠或者返现。

再以P2P行业为例，中国P2P行业的迅速崛起得益于中国巨大的贷款需求。中国投资者有高收益的投资需求，散户成为这个市场的主体。而美国的P2P平台投资者通常是机构投资者，比如一些大型基金和金融机构等。

如果这些P2P平台运行良好，并建立起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则不需要过多的机构投资者。机构越少，其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拿走的钱就越少，则个人投资者就获益更多。反之亦然。在美国，P2P平台并不能够独立地、准确地识别借款人信用状况，只能依靠机构投资者进行贷款项目的评估、审核、风控等，个人投资者往往无法获得那些资质良好的项目和标的。如果P2P平台能够建立起完善的信用评价机制，我更看好个人投资者对于这个市场带来的积极作用。

中国证券报：我们看到全球科技巨头在金融领域加速布局，而传统金融机构也在奋力反击，加大金融科技的投入。如何看待两者未来的竞争、发展？

马丁·乔真帕：在美国，银行业在金融科技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比如高盛推出Marcus线上借贷平台等。毫无疑问，其他的市场参与主体不具备商业银行所拥有的低成本资金优势、客群基础和核心技术能力等。而在中国，专注于技术的腾讯、平安、阿里巴巴似乎在这一领域的布局更为成功。这些互联网公司通过研发金融云、反欺诈系统等占得发展先机。

总的来说，金融科技公司与传统商业银行谁会成为最后赢家，有待后续市场的观察和研究。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金融科技领域涌现出更多机构间的合作。而不是像过去几年，行业竞争“非此即彼”，金融科技公司并不是要彻底颠覆银行或者和他们拼抢利润。未来机构之间除了竞争，一定会有更多合作。我们看到目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越来越像”银行的金融科技公司。事实上，阿里巴巴与腾讯分别投资了网商银行和微众银行，并在电子支付、线上理财等金融服务领域快速发展。商业银行也加大转型力度，更趋金融科技化。

传统商业银行应该更有危机感，并把这种危机感有效转化为提升银行系统效率的动力。中国的银行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专注于把信贷资源投向国有企业，这种贷款往往有政府信用担保。因此，中资银行没有构建起足够完善有效的、针对个人零售客户和小微企业的风控机制。这些领域将是中国的银行业未来需要重点发展和转型的方向。

回到美国市场，美国金融业在做小微、个人金融业务时，最开始是银行通过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逐步覆盖那些银行无法覆盖到的客群。商业银行建立起与主要系统有所区隔的线上入口，并借此实现风险评估、减少贷款损失等。

以高盛案例，高盛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推进Marcus平台的建设。但是要想高效、快速地建立这种新技术平台，需要银行内部有一个由下而上的机制推动技术变革，否则很难成功。比如从研发一个小的产品开始，继而建立起一个团队，再以此为基础推进平台建设。

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的新兴互联网企业的表现令人瞩目，它们实际上是在开拓全新的、新型的经济领域。以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领域为例，大多数传统的(零售)企业或金融机构，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领先地位。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些互联网企业为这些传统领域带来了更多动力和活力。

加强监管和风险防控

中国证券报：金融科技的发展是大势所趋，各类金融创新将持续性涌现，但是如何在创新与风控之中取得平衡，成为困扰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难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尼古拉斯·维昂：以最近两年日渐活跃的数字货币为例，它们不是真的货币，应称为加密资产。这些新模式还没有走到威胁传统银行业务的地步。但是我建议银行密切关注并了解这些新的技术和商业行为，并尽快适应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从监管角度来看，目前各国中央银行着手这一领域，但相关监管机构的行动可能已落后于大势。未来可能需要尽快出台法律法规来保护投资者。

亚当·珀森：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央行叫停了一些数字货币或者说是新型货币，这其实是保护了普通投资者，这非常明智。

马丁·乔真帕：毫无疑问，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金融创新如何平衡，一直以来都是金融监管所面临的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不同于美国，中国对于金融创新采用了更加包容的政策。以P2P领域为例，美国通常通过银行发放P2P贷款，并伴随很多配套监管措施。因此，美国很少出现P2P平台“跑路”现象。中国的P2P贷款规模很大，中国许多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从中受益。与此同时，中国个人投资者也通过这些P2P平台获取丰厚利润。不可避免的是，潜在风险也很高。

当然，我们看到中国监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引导P2P网贷平台成为真正的信息平台而非金融平台。P2P平台应该是匹配借钱和出借需求的平台，同时帮助他们判断其中风险，使得这个交易过程更便捷、更透明。换言之，P2P平台应该是信息中介平台而非出借人本身。但我观察到，银行通常不愿与P2P公司合作，不仅仅是因为业务竞争，更因为(目前)P2P平台的征信评级、风险控制等无法达到银行的标准。另外，由于P2P存管账户开设在银行，银行担心可能的声誉风险。

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的金融改革实际上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并在2000年初大力推进，这极具革新意义。彼时中国组建资产管理公司，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剥离，大部分大型银行在中国国内和国际市场公开上市，市场透明度不断提高。时至今日，情况又有了很大变化，比如，中小城商行和其他由地方政府控股的银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为当地的国有企业提供了大量资金，而这些国企可能业绩不佳，甚至是“僵尸企业”，导致这些中小银行可能存在一定量的不良贷款，该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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