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新经济背景下两岸诗歌创作漫议

陈丽伟

抒情主体的泛化与更新

什么是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12月30日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新经济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通俗说，信息技术革命诞生了新经济，新经济又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点，海峡两岸的人民都身处其中。作为诗歌的抒情主体，在这个新经济的背景下，有着比以往更加泛化的现象，也有着明显的更新。

这里所谓的泛化，有着两层的所指，一是写诗人的身份的泛化，二是抒情主体的泛化。

诗人身份的泛化与更新有目共睹，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写诗的人，反过来说，越来越多写诗的人拥有其他身份。新经济背景下，写诗的队伍中加入了新的人群，一部分是所谓的精英层，是在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中处在较高生活层面的人，他们往往是高智商、高学历、高职位，在意识上有着较高的前瞻性，在行动上有着明显的主动性。比如，黄怒波等。一部分是普通人物，出身往往是新经济比较活跃地带的基层打工者。比如，郑小琼等。也有很多原来写诗的人，主动选择或兼容了其它的艺术门类，比如小说、书法、绘画、广告等，或选择其它生存方式，比如从事实体商业经济等。

在诗歌文本之中，抒情主体的泛化与更新体现在，诗人已不再是传统的抒情主体，抒情主体有了更加丰富的选择。可以是另外一个人，比如《黄伯韬的自白》，可以是另外一个物事，一只鸟，一杯咖啡，比如《咖啡的心语》。以往传统诗歌当中也有抒情主体移位或泛化现象，但在新经济背景下，这种泛化与更新更加普遍，因为更多新生事物参与了进来。

泛化的抒情主体也更加显露，更加聚集。毋庸讳言，在新经济的背景下，“诗人”，这个名词的内涵与外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文化地位比起三四十年前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但这依然阻挡不住越来越多人希望成为诗人的热情。诗人，这一身份本身的集体无意识内涵，还足以在短时期，给很多人以心灵安慰和寄托。于是更多的写诗的人，自认了诗人的身份，坦然地站了出来，露出真实面孔。有的从象牙塔走下来，有的从田野中走上来，有的从网络里冒出来，有的从不知名地方而来。他们寻找一切机会聚集起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与价值。这，也是新经济背景下，对写诗的人这一群体，从私人心理上的一次解放与救赎。

客体世界的进化与变异

客体世界的进化与变异，至少体现在如下几个直观的方面：

新经济的时代环境；浮华变迁的生存建筑环境；明显变迁的物质生活环境；变异与恶化的生态环境；悄然变迁的社会阶层环境；多元嬗变的人际关系环境。

打工诗人郑小琼以自己的多年打工经历和社会体验，完成了《黄麻岭》等诸多反映新经济时代底层生活的诗作，获得很高评价：“她正面进入打工和生活现场，真实地再现了一个敏感的打工者置身现代工业操作车间中的感悟，揭示了铁和塑料的现实与隐喻，为现代工业制度的不健全和反人性进行反思和质疑提供了个人的例证。”

诗歌度量衡的丢失与重获

新经济的背景下，经济受宠，文学式微，诗歌边缘，这有目共睹。诗坛周知的另一事实是，网络诗歌蔓延，江湖诗歌盛行，民间诗刊丛生。诗歌这另一面的繁荣里，也有一个明显的事实：诗歌度量衡的丢失。什么是诗？什么是非诗？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劣诗？这就像问：一尺是几寸、一斤是几两一样，答案不一。山头林立，码头林立，谁都认为自己的作品是诗，是好诗，都有自己的理论，有自己的人马。进而，可以口诛笔伐异己。这种现象，由于明显的地域人口优势，以及新经济背景下的互联网的推动优势，大陆比台湾更为明显。

这一现象，不全是坏事。泥沙俱下，排沙简金。病毒排出，体质恢复。海清河晏有时，历史地看，两岸诗歌自身，也有一个自我循环、修复、疗救的规律。当然，重获汉语诗歌的度量衡，应靠两岸诗歌界共同的努力，不应被动等待。

有如下的建议：把绑架到名利山上的诗歌解救回来；把桎梏到专家专著里的诗歌迎接回来；把陷入江湖之争的诗歌劝解回来；让喝醉的诗歌清醒过来；把跑丢的民族语言的音乐性找回来；把废话和口水收回去；把各种主义统一到诗歌主义；从汉语诗歌的传统找药方，从世界各国的诗歌找精华。

限于民族语言特有的音乐性，诗歌是最具民族特色的语言艺术，也只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把汉语诗歌变成英文诗歌、法文诗歌等，不亚于两岸人民共同排斥的数典忘祖，欺师灭祖。汉语诗歌泱泱几千年，有其自身永恒不败亘古灿烂的传统文脉薪火。我想，这也应是两岸诗界共同的文化自信。

抒情文学的言情局限

新经济时代，是一个生发情感的最好时代，也是埋葬情感的最坏时代。在这个时代，五花八门的情感类型都能找到其适宜生长的土壤，也能找到最钟情于它的主人。传统的美好爱情自然长盛不衰，家国情怀、羁旅之思、伤春悲秋也是一脉相承。在这之外，婚外情、网恋、同性恋等情感关系及现象，来去匆匆花样繁多，也为言情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是作为抒情文学的诗歌，在表现新经济背景下情感嬗变方面，明显不够给力。

抒情诗歌的言情局限，似乎成了当下诗歌的一个悖论。一个方面，是文学体裁的局限。一个方面，值得两岸诗人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我们的表现力度与技巧的局限呢？今天，我们回望传统，屈原的《离骚》、汉乐府的《孔雀东南飞》、白居易的《长恨歌》等，却依然两岸诗歌祖宗里言情诗的杰作。可惜的是，在当下两岸诗歌文本中，难见这一传统的继承。因此，如果说第一个方面难以更改，那第二个方面，就是留待两岸诗人共同耕耘的原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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