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知识女性的“新妇女观”，女性解放运动提倡“男女平等”

近日读了夏晓虹教授的新作《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增订本），生出一些姊妹同道的感触。说起中国人的“妇女观”，近代以前两千年间，一直是以纲常礼教、男尊女卑的儒家伦理为主调，“男女平等”的新妇女观则是伴随近代女性解放运动才开始提倡流行的，而这一新旧的转换，始自晚清时期。一般史书所记“女性解放”的先声，往往标举晚清维新及新政时期一些“大男人”的倡说，如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等，而很少听到女性的声音。因而有人说，这是“男人的女性解放运动”，或是“男人代言”的女性解放运动。

一

“男女平等”是女性解放运动初期由男性率先提出的口号。甲午战争刺激下维新思潮兴起，一批维新志士、新潮男儿从“变法求强”目标出发，提出女性解放、男女平等、兴女学、废缠足、女性就业等观念。他们的主流言说逻辑是：占人口半数的女性一直是靠男人养活而只消耗财富的“食利之民”，要把她们转变为与男子一样创造财富的“生利之民”。这种男性视角的解放女性、男女平等的思路，固然很有从“国家富强”大局着眼的宏大目标，但若从女性角度来看，总有点被解放、被主宰、被需要、被平等的意味，而且缺少对女性本身命运、感受、利益、权力的眷顾。尽管如此，这些男性率先喊出“解放女性”的先声，毕竟为女性解放开启了一扇大门。此后女学、女报继之而起，沐浴新潮、接受新知的女子渐次成长，并很快登上社会舞台，开始行动，开始发声。

《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一书揭出的“女权”第一声，出自一位如今已少有人知的上海女子吴孟班。1901年4月，上海一位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年方十八九岁的吴孟班，写就一篇《拟上海女学会说》在《中外日报》刊出，并致信该报主编、维新人士汪康年。她认为身为女性“有改革之责，发言之权”。她指出：“中国之积弱由于女权之放失，女权之放失由于女学之式微。思之思之，痛之耻之！”她倡兴的“女学”，与当时男性“女学”论不同的是，不只是为了“强国”，还为了争取“女权”。她宣称：“女学者，全国文明之母；女权者，万权之元素。”所以她要站出来倡导这一“中国四千年以来开辟之举”！

自吴孟班首倡“女权”之后，“男女平权”之说开始流行开来。1904年，天津女子吕碧城继续唱说“女权”，成为北方女界提倡“女权”的先声。这位出身书香仕宦之家但不愿受家庭压抑束缚的女子，刚过20岁便走出家庭寻求自立。她在《大公报》上发表诗文，提倡女学和女权。她倡办女学的目标，不只是使女子“助国家之公益”，还在于“激发个人之权利”。她呼吁女子要自我解放、独立自主：“须我女子痛除旧习，各自维新，人人有独立之思想，人人有自主之魄力。”她的呼声震动社会，遂在新派官绅协助下创办了北洋女子公学，她自任总教习，成为北方女界领袖和著名女教育家。

二

秋瑾的大名今人皆知。《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为我们展示了这位“女杰”是怎样由“家庭革命”走向“社会革命”的历程。她婚姻不谐，痛感旧家庭制度下女性是“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遂立志“欲以一身挽回数千年之积习，使吾国二万万女子脱此沉痛，以达其自由之目的。”为达此志向，她倡兴女学，并先行“家庭革命”，以中年之妇而离家弃夫、放下一双小儿女，单身赴日求学。面对外敌环伺、亡国灭种的危局，她鄙视软弱无能、苟且偷生的一众男子，她自号“鉴湖女侠”“汉侠女儿”“竞雄”，宣称“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起而与男子并肩革命、策动起义，直至慷慨就义，谱写了一曲傲视群雄、名彪史册的现代“女侠”之歌。

《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举出的几位最先发声倡导女权的晚清知识女性，其言其行震动当时男权当道的社会，或被称为“奇女子”，或被誉为“女豪杰”，她们高亢的“女权”第一声，穿越百年，余响至今，而今日女性也莫不受其泽惠。一般所称近代“文人”，多指男性，说到女性时则往往用“女作家”“女诗人”“知识女性”等“差别性”称谓。本书则将女性也纳入“文人”名下，也算是“男女平权”的历史回声吧。（光明日报 李长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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