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彷徨.新生

呐喊.彷徨.新生

——从曹禺代表作中女性形象谈个性解放

原创文/董元奔

（曹禺像）

1933年是中国现代剧坛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年，这一年，一名学生气还正浓的23岁的男孩发表了他所创作的中国话剧史上杰出的作品《雷雨》，从而使中国戏剧跨出了“梅兰芳阶段”，这个男孩就是曹禺，他一下子从不知名的青年成为国内外一颗耀眼的戏剧新星。两年后，曹禺又发表了他的第二部戏剧著作《日出》，《雷雨》和《日出》标志着中国话剧的成熟。这两部剧作和曹禺后来创作的《北京人》分别塑造了蘩漪、陈白露和愫方三位女性，她们是曹禺笔下的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她们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历程昭示了作家本人的追求。下面，我对此简要探讨一下。

（《雷雨》剧照）

一、 张扬人性的呼唤——蘩漪的呐喊

蘩漪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文静，她的聪慧”，但是她生活在中国二三十年代的都市社会，受过五四思潮的洗礼，受到一些西方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与她本能的要求结合在一起，使她“带有一点原始的野性”。她大胆的呼喊：“我是人，一个真正活着的女人”，“人家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的”，这是对囚禁人的封建牢笼的撞击，是一个被压抑灵魂的勇敢的反抗。

但是，蘩漪的呐喊并没有她于水火之中，其反抗是徒劳的。

蘩漪本是一个富于幻想、向往自由生活和美满爱情的少女，但十八年枯燥平庸的婚姻生活及丈夫周朴园的冷酷、专横的慢性精神折磨，使她的个性被摧残、扭曲，她渐渐地“被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安安静静的等死”。在她几乎被折磨得形容枯槁的时候，周萍燃起了他可怜的生活欲望，这时的蘩漪就像一个将死的人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他把爱全部寄托在周萍身上，也只有跟周萍在一起她才能感到精神的慰籍，所以她宁愿放弃名誉和地位，做个“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人。然而，当她发现周萍背叛了她，她无法忍受周家两代人对她的蹂躏，她开始激烈地反抗。“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火口，热烈的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也大概是死了的，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妒忌的人，都来吧，我在等候你们。”在这种极端愤恨的状态下，蘩漪作了极端的、毁灭性的反抗，最终，她与这个罪恶之家同归于尽。

蘩漪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五四运动刚刚过去十年左右，它所倡导的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特点的个性解放思想正猛烈冲击着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堡垒，一批又一批青年接受了这种思想而走上了背叛封建社会的道路。然而，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不可能在短期内清除，封建主义思想仍然在社会意识形态中中占据绝对优势的位置，个性解放思想要在这时候战胜封建主义思想根本不可能；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刚刚打败封建军阀，宣布全国进入所谓“训政时期”，既反对共产主义的大同，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公开实行法西斯主义，钳制一切新思想，个性解放思想当然没有立足之处；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中国之心不死，继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之后，又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所到之处均推行法西斯主义，不会允许中国人接受个性解放思想。正因为五四运动带来了个性解放思想，才有蘩漪式的勇敢的女人；正因为个性解放思想的敌人特别强大，才有蘩漪的失败，才有当时中国形形色色的“问题”，才有曹禺的关注妇女解放的“问题剧”。

蘩漪追求个性解放的努力是失败了，但并不是无意义的，她以生命的火花照出封建家庭的罪恶和封建社会的黑暗，促进了封建家庭的崩溃，冲击着封建传统秩序。

当然，蘩漪的性格是有局限性的，她还算不上真正觉醒的新女性，她的身上带有明显的封建遗存：首先，她没有远大理想，它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爱情，她在苦苦哀求周萍接受她时甚至射而求其次，提出即使把四凤接过来同住也行的要求，这些都是小农意识的遗存；其次，蘩漪是非理性的，她冒雨盯周萍的梢显得庸俗，她利用儿子的天真无邪当枪炮使，丧失了母亲的天性。

这些局限性不仅是蘩漪身上必然带有的时代印记，更是作家本人思想上的必然局限性，那时，作家还只是个书生，他虽然看到了封建制度压抑人性的罪恶，虽然热烈呼唤个性解放，但个性解放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该怎样去实现个性解放，作家还弄不明白，所以他只能呐喊。但是，年轻的血气方刚的曹禺并不会就此罢休，丢下《雷雨》剧本，他开始了自己的求索，开始为个性解放找出路，两年找下来，曹禺忽而清醒忽而迷茫，《日出》就是他清醒后陷入新的迷茫的作品。

（《日出》剧照）

二、 张扬人性的曲折性——陈白露的彷徨

陈白露是《日出》中着力刻画的人物，是曹禺及蘩漪之后贡献给中国文坛的又一动人形象。

陈白露生活的时代比蘩漪稍晚，她“美丽而且活泼，聪明而且举止果敢”。她看来比蘩漪幸运些，父亲死后，她失去了家庭的约束，不如社会又取得了一连串的成功，她乘胜前进，在“五四”自由恋爱思潮的感召下，与一个“相信一切是有希望的诗人”结了婚，并生下了一个女儿。蘩漪没有获得胜利陈白露轻易得到了。然而，婚后品轮的物质生活和乏味的婚姻生活让她不甘心，于是，孩子死后，她离开了家庭，再次走进社会。陈白露轻而易举的获得自由婚姻又成功的杂碎婚姻，这是她追求个性解放的重大胜利。

接下来陈白露的命运怎样呢？这个原本纯洁的女人在金钱统治的社会抵挡不住物质的诱惑而渐渐地走上了一条堕落放荡的自我毁灭之路——她成为一个交际花，一个出卖自己肉体的高级妓女，周旋于上流社会，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表面上看来她是自由的，其实她并不自由，她和别的妓女一样被迫捆绑在金钱的柱子上过着屈辱的生活。她感到屈辱，是因为她“人心未泯”，她对那些玩弄她的人没有一点真爱，她只是为了钱财玩世不恭。渐渐的她开始厌恶那种寄生虫式的生活，昔日恋人方达生的出现唤起了她美好的回忆，她从方达生身上看到了改变屈辱生活重获自由的希望。然而，营救小东西的失败以及亲眼见到下层妇女的悲惨生活是她不忍放弃眼前的锦衣玉食，金八代表的恶势力也让她害怕，同时她又担心一旦再次结婚会不会重复与诗人的婚姻悲剧。陈白露在一次次的思想斗争中彷徨无法抉择，最后只得选择以死来解脱一切。

陈白露的悲剧仍然是社会的悲剧。

陈白露主要生活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时，蒋介石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已经确立，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借助自己对政治的控制，开始不断垄断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迅速积聚了大量财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不仅生活荒淫而且无恶不作，老百姓称他们是“三阳开泰”（捧西洋、挨冻阳、要现洋）“五子登科”（抢车子、房子、金子、衣服料子、婊子），而农民却大批破产，工人大批失业，民族资产阶级也要么破产或者挣扎，广大人民却越来越穷困潦倒。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在中国加紧建立“租借”，并通过各种各样的“投资”大肆掠夺中国人民，他们不仅挤垮了中国民族工业，更以廉价使用劳动力等方式剥削中国劳动人民。同时，帝国主义还给中国带来了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他们在中国的城市里醉生梦死的消费着中国人民的血汗，也影响着中国上层社会的进一步腐朽，西方生活方式对中国新青年也是一剂麻醉剂，扭曲了他们对个性解放的理解和追求方向，使他们误认为个性解放就是无政府主义，就是性解放，结果满怀希望的追求，莫名其妙的迷失自己，最后或者绝望的死去或者游戏人生，陈白露就是这样误入歧途而酿成人生悲剧的。

陈白露不是死于贫困、折磨或强暴，而是死于绝望，死于“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绝望”，曹禺这样写陈白露，表明他在完成《雷雨》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加深了，他已从创作《雷雨》时对社会压抑人性的认识转向思考这个社会的本质，思考人性难以解放的根源。在构思《日出》时，他曾陪朋友去太原，太原的妓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太原的妓院不象天津三不管、南市一带的妓院高级，面色蜡黄的太原妓女像牲畜一样被圈起来，她们的脸从简陋的洞口露出来招徕嫖客，嫖客看中谁，老鸨就把谁从笼子里放出来接客。曹禺由此深深认识到社会的不平等，认识到有钱人的压迫和剥削是下层人丧失个性自由的根源。1935年，曹禺曾在天津惠中饭店住过一段日子，有机会观察出入这家豪华饭店的人们，这些人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那些年轻貌美的交际花，在她们周围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们，他们有中国人，有外国人，他们挥金如土，纸醉金迷。交际花们则成为饭店老板的赚钱工具，她们的收入虽然不低，但大都消耗在化妆、治病上了，等青春一逝便一无所有；许多交际花会从嫖客中找到靠山，用有限的几年青春换取靠山的供养，好像这就是“个性解放”，据说有一个交际花因为靠山破产而服毒自杀了；有的交际花认识到自己误入了歧途，但是为了家人的生活，她们只得在那里麻木得呆下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惠中饭店的所见令曹禺认识到，这个社会只是有钱人的社会，是个“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社会，下层人难以找到真正解放自己的路。

在许多失眠的夜晚，曹禺满脑子萦绕着妓女们的悲惨现实，他想给他们找到解放之路，帮他们许许许多挣扎着的人们找到实现人性自由的途径，找到改变“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社会现实，但是，涉世还不够太深的曹禺找不到答案，他迷茫了，于是他痛心的让已经觉醒了的陈白露死去，他要保护她的情操，让她远离黑暗现实，而作家本人没有离去，虽然实现个性解放任重而道远，但是他要继续探索，他相信他能够成功，他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天空，写下他平生第二部戏剧杰作的书名：“日出”。

（《北京人》剧照）

三、 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

1940年，曹禺完成了他探索人性解放道路的又一部杰作——《北京人》。

在《北京人》中，曹禺塑造了愫方这一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他这样描写描写她：“外貌幽丽，谈吐委婉动听，总是无言的微笑着静静地听人说话。”愫方出身名门，受过封建士大夫思想文化的熏陶，她纯洁、善良、守本分、富有同情心，她的身上具有传统女子所应有的一切品性，其中，忍耐是其性格的核心之一。

愫方虽然在曾家看人脸色过日子，忍受着精神的折磨，但是她爱着曾文清，她低着头，在没落得家庭里掩藏着自己的痛苦。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个性解放意识已深入人心，愫方开始反思：“人这样活着时干什么呀？”于是她鼓励并帮助曾文清离开曾家去寻找真正的人的生活，寻找时代所昭示的让个性自由张扬的生活，。她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曾文清身上，希望通过他的自由赋予自己自由。但是，那个“打算成为一个人，死也不再回来”的曾文清是一个没有任何力量和希望的废物，它只是在外面转了一圈就又踏回曾家的大门。曾文清的回家让愫方觉得天塌了下来，她的幻想破灭了。但是，愫方并没有像蘩漪陈白露那样沉沦，他在痛苦中认清了封建家庭“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她终于在瑞珍的鼓励下离开曾家，走向延安，走向同封建势力彻底斗争的人们，去追求新的生活，寻觅一片是自己的又是大众的天空。

曹禺在《雷雨》中，主要是通过一个封建家庭的崩溃来表现个性解放的迫切性，《日出》中继续思考个性解放问题时，曹禺的目光看得远了，他把个性解放放到社会中考察，写《北京人》时，曹禺又把人物放到封建家庭中，这不是曹禺的倒退，而是螺旋式的进步，他在《雷雨》中没有能够实现蘩漪走出封建家庭追求自由人生的理想，在《北京人》中，他要把他在创作《日出》过程中和以后好多年自己对个性解放的新理解赋予愫方，因而，他让愫方的生活首先在封建家庭中开始。

愫方能够从一个比早期的蘩漪和陈白露更具有封建特点的女人成为彻底背叛封建制度而走上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相结合道路的新女性，是曹禺本人自《日出》发表后几年间在新的社会活动中思想进步的结果。

曹禺是带着对陈白露之死的迷茫继续上路的。

《日出》发表不久，曹禺到了南京，在国立戏剧学校任教。在戏剧学校，曹禺经常接触校务委员会秘书石蕴华，石蕴华经常跟他讲社会主义的道理，教他认清法西斯的假社会主义面目，指出他的作品不讲阶级性的弱点，石蕴华是直接影响曹禺的第一个共产党人。在南京，曹禺还结识了著名剧作家共产党员田汉，他被田汉豪迈的性格、摧毁旧世界的意志和无畏的反抗精神所感染，田汉给予曹禺全新的感受，他在以往的生活中从未见到过这样自由洒脱的人性，他对共产党产生了兴趣。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关头，曹禺深知，人性解放首先要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于是他随剧校搬到长沙后，便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在长沙，他认识了徐特立，亲眼看到徐特立和勤务兵同睡一张床和徐特立教勤务兵读书识字的情形，这与“损不足而奉有余”的国统区是何其不同啊，曹禺开始向往共产主义。1938年，在重庆曾家岩，周恩来邀请曹禺做客，周恩来向曹禺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讲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描绘了将来新中国人人成为主人翁人人主宰自己命运人人自由发展的美好前景。曹禺的心亮堂了，他找到了蘩漪陈白露们实现个性自由的道路。就这样，曹禺开始构思他的《北京人》，给反抗封建家庭的愫方安排一个理想的方式——出走。

愫方的出走犹如一道亮光，冲破了黑暗王国的束缚，照亮了人们追求光明和自由的道路。1940年冬，《新华日报》以醒目字体评论《北京人》道：它“对古旧衰老的社会唱出最后的挽歌”，它“以写实主义手法从行将毁灭的废墟绘出新生的光明”。柳亚子写诗盛赞愫方：“多情的小姐，洗涤她过去的悲哀!被压迫的小媳妇，冲破了礼教的范围!跟着你，伟大的北京人呀!指点着光明的前路，好走向时代的未来!

综上所述，曹禺对个性解放的追求经历了一个三部曲，他以三个女性形象艺术的表现了他的追求。蘩漪的愤怒的呐喊、陈白露痛苦的彷徨和愫方把个性解放融入社会解放的洪流中，不仅是曹禺更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反映。

郑重声明：此文内容为本网站转载企业宣传资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