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备清晰的“史学全球化”意识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文化史在中国的方兴未艾，代表着中国史学汇入世界潮流的新作为——　　中国具备清晰的“史学全球化”意识

王学典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史学在学习、借鉴、对话西方史学的过程中逐渐转化话语体系，与世界史学潮流交汇融合。

应以新范式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史的全面复兴

40年间，中国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主要体现在社会史的全面复兴上。我们应该以新范式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史。从方法论来讲，主要特征有两点：一是跨学科研究，一是民间取向。社会史急切地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中撷取理论工具和作业方法，以实现其总体史的学术理想。从1980年代复兴伊始，为走出理论匮乏、模式单一的怪圈，社会史就致力于社会学方法的引进和应用。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史学的发展突破了单纯注重开拓研究领域的思维，在理论资源方面日益表现出与整个社会科学对话的趋势。 社会科学理论如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国家-社会理论、区域社会研究理论被大量引入社会史研究领域，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例如，马敏、朱英采用“市民社会”范式对近代商会和绅商的研究，王先明采用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概念对近代绅士阶层的研究，冯尔康采用社会结构概念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演变的研究，王笛关于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研究，都表现出明显的跨学科倾向。

近40年来的中国社会史主要表现出三种倾向

具体来说，近40年来的中国社会史主要表现为三种倾向： 一是史学的社会学化。这一派的观点主要是吸收和借鉴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社会结构整体及其运动、社会组织(氏族部落、家庭、家族、社区、邻里、各种社会集团)及其运动、社会行为及社会心理进行研究。在这种倾向中，重点是扩展历史研究的领域，重现历史中的社会整体及其各个侧面。持这一倾向的代表机构是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

二是史学的经济学化。傅衣凌、吴承明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以傅衣凌为代表的学术团体，把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经济史的角度剖析社会，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而吴承明等人则格外注意对可计量资料的收集处理和统计手段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充分运用。当前，社会经济史研究与国际主流学术界联系最为密切，可称为目前中国史学研究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个门类，能将西方学界最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概念和成果及时引进到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甚至在某些领域独领国际经济史研究之风骚。李伯重的相关研究，已经产生国际影响。

三是史学的人类学化。由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人组成的所谓“华南学派”是这一倾向的代表。在社会史复兴之初，学者们尤其注重社会学与社会史的“嫁接”。近年来，借鉴人类学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则越来越受到社会史学者的青睐。从1980年代开始，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与国外人类学者萧凤霞、科大卫等人在华南地区合作开展族群与区域文化、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传统乡村社会等领域的研究，试图通过走进历史现场，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自己的意识出发，理解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在理论分析中建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己的方法体系和学术范畴。2001年2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人类学与历史学，尤其是与社会史学科整合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从理论和方法上看，史学先后经历了社会学化、经济学化和人类学化的阶段；从题材上看，史学则越来越走向民间的历史、普通民众的历史、生活深处的历史，近若干年来，则特别集中到乡村史上来，乡村社会史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势头。对中国乡村特别是对现当代乡村进行社会史的考察，已成为21世纪初中国历史知识的一个增长点。现在，毁灭和新生、未来和历史正同时在乡村交织。乡村问题可以说蕴涵着中国当前最深刻的问题，乡村趋势的转移意味着中国最深刻的转移。

新文化史在中国的勃兴标志着中国已具备“史学全球化”意识

2000年前后，新文化史在中国的方兴未艾代表着中国史学汇入世界史学潮流的又一努力。新文化史1980年代崛起于欧美，迅速风靡世界史坛。这一崭新的史学形式摈弃了现代化理论流行时代的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转而采纳讲究叙事和细节的人文的历史学方法来描述历史。那种以民族国家为主题的宏大叙事不再是新文化史家关注的命题，日常生活、物质文化、性别、身体、形象、记忆、语言、大众文化等领域的历史才是他们的最爱。这一变化被冠以史学的“文化转向”。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大陆后，迅速成为大批中青年史学家追慕的对象。新文化史家们专注于微观史的研究，把研究对象从对普遍性的关注转向地方性，从抽象的概念世界转向关注日常的生活世界，医疗史、身体史、观念史以及时间、空间和心性等构成他们的主要研究领域。同时，他们追求历史的情节化设置，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复原历史现场，意图为读者构筑的是一个“感觉世界”而非“思想世界”。新文化史在中国大陆的勃兴，标志着中国史学家已经具备了清晰的“史学全球化”意识，并在塑造世界史学主流的工程中担当起一个参与者、共建者的角色。具体到研究层面说，新文化史对微观历史的挖掘与展示，极大地弥补了过去那种宏大叙事对中国历史大而化之的处理，使得历史上的中国具体地日渐丰满和清晰起来，这是新文化史的存在对中国历史研究最大的意义。

近几年来，中国的环境问题日渐突出，原本在美国、欧洲比较发达的环境史（也可称为“生态史”或“生态环境史”），开始引起中国史学界的注意。中国史学研究者开始与西方研究者合作，或向西方研究者学习借鉴，展开中国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并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成立一些研究机构。就当前的已有研究来看，生态环境史研究涉及的治学领域不仅可以涵盖整个人类历史进程，而且还可以向史前与未来两个方向延伸，需要融合利用的学科不仅涉及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而且涉及气候、地理地质等自然科学，很有可能成为当前跨学科史学颇为重要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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