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经》：德语世界最热的中国典籍

百年译介 百种版本

老子《道德经》：德语世界最热的中国典籍

从左到右：波莱恩克那教士在1870年出版的第一部《道德经》德语全译本；德博在1961年出版的译本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汉斯－格奥尓格·梅勒在1995年出版的德语世界第一部帛书《老子》德译本；汉学家顾彬教授翻译的《老子·原文》于2011年出版，是首部由德国学者翻译的简本《老子》。

唐雪

作为德语世界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典籍之一，《道德经》的德语译本众多：荷兰奈梅亨大学教授克努特·瓦尔夫主编的《西方道学目录》第六版中，收录的从1870年到2009年《道德经》德译本，计有103种之多。

德语世界对老子的关注可追溯到18世纪。老子学说在进入德语国家学术界之初并未引起学者们的太多关注，对老子及其学说的介绍主要散见于德语学者们所著哲学书籍的中国部分，如语言学家约翰·法布茨斯在《学识通史概论》中描述了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性。康德在1794年发表的《万物的终结》中也提及老子的思想。但是专门研究老子及《道德经》的文献资料非常稀少，老子思想经常作为当时在西方世界甚为流行的儒家学说的补充，如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的概念》中描写了中国宽容的宗教政策，儒家、道家和佛教的信徒及其他来自西方的犹太人和耶稣会士均和平相处。

直至1870年波莱恩克那教士和神学家史陶斯先后以“TAOTA KING——der Weg zur Tugend”和“LAO TSE’S TAO TA KING”为名出版了最初的两个《道德经》德语全译本后，老子学说才开始在德语世界迅速传播，在百余年历程中出现了数次“老子热”，《道德经》成为德语世界译本数量最多的中国典籍。纵观德语世界对《道德经》的译介史，整体而言可分为德译肇始(1870年-1933年)、初步发展(1933年-1945年)、逐渐多元(1945年-1990年)和全面发展(1900年至今)四个阶段。

德译肇始：第一次“道”的热潮

1870年至1933年是《道德经》德译的肇始阶段。期间，德语世界出现了第一次传播和研究《道德经》的热潮。这一阶段正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饱受战乱折磨的动荡时期，知识分子们转而在东方思想中寻找精神的慰藉，探求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东方文化研究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学术界的新热潮。然而，来自遥远国度的东方思想要在基督教思想占主流的西方社会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不容易。正如远赴中国的“索隐派”传教士为了将基督教带入中国民众的生活中而将《圣经》和中国古代典籍进行类比，早期的《道德经》德译者们也同样希望找出老子学说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之处，以此为突破口，让德国读者更容易接受这部来自古老东方的哲学典籍。因此，该阶段的许多译者将《道德经》看作一部宗教思想作品，他们的翻译或渗入过多宗教因素，或因为语言不通而谬误百出，或仅是昙花一现之作，但这些水准参差不齐的译本却奠定了《道德经》和老子学说在德语世界传播的重要基础。

在肇始阶段虽然许多译本质量不尽如人意，但该时期也出现了最经典的《道德经》徳译本：1911年出版的由卫礼贤翻译的名为《老子·道德经·老子的“道”与“德”之书》。这部译本以严谨的考据、精准的翻译成为最具影响力和最畅销的德语译本之一，直到现在仍不断再版。卫礼贤的译本也成为众多后继译者的重要参考版本，并对《道德经》的读者影响深远。

接触到《道德经》的青年学者们极力推崇老子的“自然”和“无为”思想，诗人克拉彭德于1921年出版的《人，将变得本质！老子》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克拉彭德将老子视为深醉于自我内在的神秘主义者，其学说的核心是：人不应该追求外在的生活，而应通向内在生活，同时由于他的著作是格言式的，因此老子又与柏拉图、尼采一样是诗人哲学家。

初步发展：发展与停滞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语世界的《道德经》译介呈现繁荣景象。1920年左右，老子在德国年轻诗人和学者中的接受度达到了最高潮，德语世界对《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也引起了欧洲汉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一局面随着希特勒上台而逐渐被阻断，“1927年后几乎没有《道德经》译本出版”。许多译者迫于政治压力，或用私人出版社的方式少量发行，或选择将译本在国外出版。

北京大学德语系洪涛生教授(Vincenz Hundhausen)为 该 阶 段《道德经》翻译乃至德国汉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他于1924年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私人出版社——杨树岛印刷局，主要出版德文版的中德两国文史文献。弗朗茨·埃森的译作《老子·道德经》正是在1941年由杨树岛印刷局发行。译者认为《道德经》并不是老子的个人思想成果，而是老子将他生活时代流行的成语、生活格言、民间谚语、教育格言等整理创作而成。第二年，洪涛生也出版了自己的译作《老子：作为世界法则和模版的“一”》。他原计划将此书归入自己主编的丛书《思想》中，由柏林的亚特兰蒂斯出版社出版，但由于战争和政治原因未能正常发行，因而洪涛生在杨树岛印刷局出版了自己的译本。虽然该译本并未附上译者的阐释，但由于洪涛生在华任教，可直接深入接触中国文化，较之同时期的其他译本，该译本具有较强可读性，且他不屈服于政治迫害，坚持传播中国文化的努力更让人钦佩。

曾在华任教的另一位德国汉学家鲁雅文教授(Erwin Rousselle)也是该阶段值得重点关注的译者。他在1942年出版的译本《老子，永恒的引导和力量：〈道德经〉》中将《道德经》视为中国历史传统的混合物，不同来源的异质文化能融合在《道德经》中，普通的观点与深刻的道理相辅相成。鲁雅文对“道”的独特理解也是该译本的创新之处，他认为老子来源于亚洲母系社会，并从《道德经》中看到这位伟大智者的母权意识，因此他将“道”翻译为“宇宙的女主宰”，“道”是“伟大的母神”而不是“父神”或者抽象的哲学概念。

逐渐多元：秉承与创新

二战后，德国汉学研究经历了战后重建、东西德的不同发展到两德统一之后的各高校汉学系和汉学研究所齐头并进、各有侧重的局面。在此阶段，《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逐渐成为德国汉学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多元化、学术化和国际化的特征，最重要的表现是，不少译本是从其他语言转译为德语的。如1955年出版的名为《老子》的译本就是德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戈罗夫·戈登何文将林语堂于1948年在美国蓝登书屋出版的著作《老子的智慧》作了德文转译。译者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对林版的理解，为读者呈现了较完美的译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该译本同样也是德译者戈登何文的作品。

随着德国汉学的重建，战后毕业的第一批汉学博士逐渐成为西德汉学界的领军人物，德博(Günther Debon)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在1961年出版了译作《老子·道德经》。译者过硬的专业知识和语言功底让该译本成为20世纪中期最经典的《道德经》徳译本之一，汉学家顾彬称其为“语言最优美的译本”，德语文学翻译家杨武能也将该译本称为“最为人称道的一个译本”。德博提出在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文在表达上的朴素和思想上的纯洁，尽量避免由于对古文的误解、省略、错误记录而搅乱了翻译作品质量。

奥地利汉学家、翻译家恩斯特·施瓦茨在1970年出版的《老子·道德经》是20世纪中期的另一部经典译作。译者认为翻译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对概念的把握，因为《道德经》中许多概念都是多义的，而原著中并未明确给出这些概念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具体相关信息，而译者则需要从传统的翻译观点中解脱，因此施瓦茨尝试缩小中文和德文之间的语言差别，譬如原著中单独汉字可以作为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等使用，为了在译文中保持汉语的这个特点，施瓦茨还在译文中大胆尝试模糊名词和动词。

全面发展：新研究与新译本的结合

两德合并之后，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对当代中国的信息需求和分析已然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增长点。在此背景下，德语世界的汉学研究开始产生中国学转向，传统的汉学逐渐被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的中国学代替。新机遇也为汉学研究者带去新挑战，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该阶段需满足国际化需求，研究者们应具备国际化视野。受此影响，《道德经》在德语世界的翻译和研究也具有了新特征，其重要表现为德译者们将《道德经》的翻译与中国内的学术新成果相结合。

1995年，由费希尔出版社出版的《老子·道德经·马王堆帛书版》是在德语世界出版的第一部马王堆帛书《老子》的德译本。译者是当代汉学学者汉斯－格奥尓格·梅勒，他认为现有的《道德经》徳译本几乎都是以通行本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为底本，而《道德经》注释者并不只有王弼一人，其他注本也同样具有很强的翻译价值。帛书《老子》是更客观、更忠实和更古老的版本，因此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学术价值。

汉学研究者安斯盖·盖斯特纳在2008年出版的《老子：多个译本的翻译和评论》是一部长达500多页的巨著。该书除了将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翻成德语之外，还在译本旁附上王弼版原文、马王堆帛书《老子》及楚墓竹简《老子》相关原文，且在每章对应的注解中解释各版本的异同。译者在翻译时并非以将《道德经》的语言转换成更接近德语的表达作为目标，而是力图接近原文，希望将译作以一种异国化的语言形式展示给德国读者。

2011年出版的汉学家顾彬教授翻译的《老子·原文》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译本之一，这也是首部由德国学者翻译的简本《老子》。顾彬认为在早期的译介发展中，老子被人为地附以神秘色彩的光环，而当代的翻译需要将老子“去神化”，用客观的翻译和阐释将老子拉下神坛。

整体而言，德语世界的《道德经》译介历经100多年的发展，其译介方式从译者们尽力呈现《道德经》原文，发展到研究者们将中国最新的《道德经》研究情况介绍至德国。百年译介，百种版本，老子《道德经》在德语世界经历无数的变异与融合，最终走进了德国读者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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