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说：做人须得一个“勇”字又须得一个“忍”字

新旧世界的夹缝——林纾在1919

张治

诚然，白话文学需要更“进化”的形态，外国文学需要更高明的译才；可是处在新旧过渡的时代，难道求新就需要以“损旧”为必然代价吗，一蹴而就的新真会很新吗？林纾此前从未觉得自己是守旧派，但在后辈更为激进态度的对照下，他感觉自己好像难免也被迫坠入腐朽的老顽固队伍中了。1919年，岁次己未。这一年

对于68岁的林纾来说颇不平静。去年春天，北大那批青年教师办的刊物上，一个叫“王敬轩”的读者来信推崇“林先生”是“译笔健雅”的“当代文豪”，居然被杂志编者反斥一顿，说“林先生”翻译的都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的“闲书”。毫不奇怪，两年前他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后，就被“新青年”盯上了，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都陆续对之进行讥刺嘲讽。更早的恩怨，也许是钱基博所分析的那样，为桐城人物被“章门之徒”逐出北大而不平；还有一笔账，即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里排出的“十八妖魔”，包含了桐城家法里的列代祖师。

平心而论，林纾本来并不反对白话文学，他在世纪之初就为杭州《白话日报》撰写《白话道情》了；1919年3、4月他还在《公言报》连续发表他的《劝世白话新乐府》和《劝孝白话道情》。至于提倡新文学，引入外国文学，他翻译的《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等，这些后生谁没读过？诚然，白话文学需要更“进化”的形态，外国文学需要更高明的译才；可是处在新旧过渡的时代，难道求新就需要以“损旧”为必然代价吗，一蹴而就的新真会很新吗？《公言报》上发表的《腐解》，提到自己的“七十之年，去死已近”，林纾此前从未觉得自己是守旧派，但在后辈更为激进态度的对照下，他感觉自己好像难免也被迫坠入腐朽的老顽固队伍中了。他生气地在《新申报》那个文言笔记小说的专栏里写道：

吾年七十，而此辈不过三十，年岁悬殊。我即老悖颠狂，亦不至偏衷狭量至此。……我老廉颇顽皮憨力，尚能挽五石之弓，不汝惧也。来！来！来！

由此看来，文言小说里的那种近乎谩骂的方式，在老迈却易怒的林纾这里，顶多算是不注意修养和分寸的一种失态表现；老年人认死理，觉得后辈晚生不懂事，发脾气下来，大概就是这样吧——后来“新青年”们变老了，也未尝不曾有类似的表现。这年林纾和唐文治议论废经、与族侄林怿论师道的文章，实则也都是在宣泄他对新文化运动激进姿态的不满。《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里说过“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这样无可奈何的话；然而，“新青年”们没有放过他，从此之后毁谤之言不绝于耳。甚至连这一年他第五个女儿出生，后来都被鲁迅捉弄了一番，称“曾在一个药房的仿单上见过他的玉照，但那是代表了他的‘如夫人’函谢丸药的功效”(《论照相之类》)云云；事实上林纾甚至根本没有小老婆。

在 已经经营了二十年的文

(并非张俊才先生《林纾评传》附录里所说的五作家共同之笔名)。这些人一起创造出一位著名的侦探人物尼克·卡特，多达一千多部小说。清末民初很多书局都推出了大套中译本，以小说林社的十六册《聂格卡脱侦探案》最为显赫。林纾译了三个故事，连续在1919年的《小说月报》上出现了十期。侦探小说会是未来中国文学的主流或出路吗？至少从新文学家立场看，他们是视为洪水猛兽的。

“新文化”的人物们不光要在《小说月报》上忍受林琴南，打开其他几个刊物也都能一直看到他的名字。《东方杂志》本年出到第十六卷，最后几个月有一部《戎马书生》开了头，而前九期的文学版面都是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赂史》，那原是英国作家写的一部涉及潜水艇事件的间谍小说。不知为何误作法国作家；而更糟糕的是，里面有一个病句用法，被“新青年”们揪住不放，闹得沸沸扬扬。这是指《东方杂志》本年第七号《赂史》第二十一章里的“有出人意表之外者”。陈独秀、周作人随即先后在《每周评论》都有意提到林琴南先生的独特发明，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李大钊此后均明里暗里地有所讥刺。即便是九十年后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想要为之平反辩护，也被评定为“翻案文字究未能成立”(常方舟《迟到却不应缺席的正名》)。何况是当时，这番连珠炮一样的攻击足够让身为文章宗师的林纾好受的了。

此外，《学生杂志》在连载他和陈家麟翻译的《鹯巢记》，原作即瑞士作家Johann David Wyss所撰《瑞士家庭鲁滨孙》(Der schweizerische Robinson)，

当系由英译本转译而成。这时的“翻译公司”，很不在乎翻译的书会不会和别人“撞车”。实际上，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里早就有一部《小仙源》，初刊于《绣像小说》时，曾署“戈特尔芬美兰女士著”，由此考知应该是根据Mary Godolphin英文改写本译出的。小说写的是一家瑞士人(夫妇，四子，两犬，其他动物，一个收养的英国女儿)在东南亚去往澳洲途中遇海难，登陆荒岛长达十年的历险故事。也许在林纾心中，既然他译过完整的《鲁滨孙漂流记》和《续记》(翻检整个汉译史，这两部都译过的人也只还有汪原放)，那么这部仿效之作他也应该有资格来译译的。正如作为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的 翻 译专业户，不久之后他还会翻译一部《世界的欲望》(TheWorld'sDesire)，题作《金梭神女再生缘》；这个小说却早就有中译本，则题为《红星佚史》，译者正是绍兴周氏兄弟，也就是《新青年》上驳斥“王敬轩”来信时所举出的优秀翻译家。周作人说：“丙丁之际我们翻译小说，还多用林氏的笔调，这时候就有点不满意……”(《瓜豆集·关于鲁迅之二》)丙丁之际，即1906、1907年间；《红星佚史》的翻译，正好就处于这个变化的开端上。哈葛德这部小说请了神话学与人类学名家安得路·朗(Andrew Lang，1844—1912)合作，带有浓厚的西方古典学趣味，写奥德修斯的第三次远航，正是周作人关注的学问。鲁迅译的长诗古意盎然，明丽奇幻。林纾对于这些诗歌，多数忽略不译，少数以三两句的骚体诗译出一个大意来，就显现出他的“老态”来了。

而《妇女杂志》全年连载他和王庆通翻译的小仲马《九原可作》，这个小说译得非常完整通顺，在此颇值得详细说说。小说合译者王庆通，其叔父就是第一个与林纾合作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晓斋主人”王寿昌。受父辈影响，王庆通向林纾口译了六部小仲马作品。在外国文学翻译繁荣发达的今天，我们熟悉的小仲马小说主要还是一部《茶花女》，偶尔才会知道还有一部《克莱孟梭事件》(林纾译作《血华鸳鸯枕》)，其他就很少会提到了。《九原可作》原题为《塞尔万大夫》(Le Docteur Servans，1849)，故事情节离奇，讲述一位“弗兰肯斯坦”式老医师试图通过电流实验使死者复生，为的是探求生命更新的奥秘。这位济世名医“塞恩”，年迈七十，平生好救护贫苦百姓而不求回报，老来贫病交加。老医师对于自己的命运毫不在意，他感觉自己对世人的爱就像母亲对于罹患重病的孩子那样。林纾笔下，这位老医师与众不同之处在于：

如寻常之医生，视生人为一骷髅，为一筋骨之机器，恃灵魂旋转血脉之气而已。塞恩独以剖解学之精，脉理之熟，因曾疗尽疽瘫之症，而藉其深奥之学问，精明之理解，尤能医人之心疾，去人灵魂之病。

他遇到一位母亲绝望地哀悼病榻上死去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儿，受其悲痛所触，突发奇想，先以药使尸身不腐，同时开始研究起死回生之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试验中，死去数月的少女慢慢站立起来，随即又倒下了。小仲马小说里描述了此时死者母亲心理所受的沉重打击，对于原本死去的生命的哀痛，是常人都会体会的感受，而听信老医师的话激发了一丝希望，终于还是更为彻底地被扑灭。如同“垂枯之树”，人母抱憾而终。此后，医生又收容多具华年早逝的尸首。他为了验证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先服毒而死，与众人约好三日后将在助手的救护下重生人间，这次他成功了。然后他声称接下来要救活那几位死者。可有意思的是，丧失亲戚爱侣的人们都向医生表示，他们并不真的需要死者复生的。葬礼过后，医生才告知众人，他之前是假死，目的在于探察一旦人们坚信他能死而复生，还有谁会不顾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想要某个死者复活。

也许这部林译小说恰好隐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时代在加速前进，没有人会反对垂死挣扎的那部分世界可以赶快去死。小说里惟一真心想要死者复生的，即出于慈母之爱。或许可以说，林纾就像那么一个母亲，“林译小说”的命运，即将像不幸短命的儿童，席卷在垂死的世界里一同而去，而再无其他人对此感到遗憾。

林纾喜爱翻译笔述勇于冒险、历经磨难的外国故事，喜爱表现情感深挚、理想忠贞的人物。这一年，在他给儿子林琮的信中，林纾说：

做人须得一个“勇”字，又须得一个“忍”字。不勇无以趋事业，不忍无以就事业。盖能勇则猛进不畏难，能忍则耐性不避难。

鼓励其勇猛进取，坚忍刻苦，不要选择依傍他人的道路。林纾自号偏偏是“畏庐”，这早在清末即已用之。宣统初年，他在京师大学堂教过的两个弟子，黄秋岳与梁众异，曾因对老师怀有不满，为表示与他脱离关系，各自起号为“无畏”、“非庐”。林纾在给他人的信里说：“二人者，吾不恕其叛师，而忧其叛道，终忧其叛国也”后来竟一语成谶。《石语》里陈衍曾对钱锺书说：“琴南最怕人骂，以其中有所不足也”，似并非知人之言。写于四十岁的《畏庐记》里早就说过，“畏”是取“畏过自治”的意思，以为“能终身畏，或终身不为伪矣”。客观来看，对自己要求的“畏”，和对爱子要求的“不畏”，一是谨慎于外在物议对真性的干扰，一是不要惧怕阻碍理想追求的困难，两者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看的。我想，在1919年的林纾，对于“畏”与“不畏”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了吧。

十 多年前的《鲁滨孙漂流记》和《续记》，是他最成功的冒险文学译作，在“民十前后”还成为北洋政府教育部嘉奖的学生读物。《续记》开篇是一句“百凡皆足引以为喻”的“英谚”：“凡人自骨髓中喂养成长者，必不能脱躯壳而逃”(That what is bred in the bone will not go out of the flesh)。纵然身将老朽死去，纵然往昔的功名和声望最后都成了累赘，你又能逃避到哪里去呢？这正如传统与更新的关系，所谓全然一新，真能挣脱得了躯壳，去除所有旧的骨髓吗？这也许就是林纾要和“新文化运动”辩论个明白的所在吧？与林纾同属“译才并世”的严复，本来也是“王敬轩事件”里的打击对象，他选择了缄口不言，藏在老家研究《老子》去了。相比之下，林纾的各种反击文章，连同他高产的翻译，都在新潮流里被冲击得一无是处。《鲁滨孙漂流续记》里说：

凡兹壮往之思，载余脑中。磨练久，宜乎销衂都尽，归于平实，纵使雄心犹热，亦正如爝火之征。

很可以移来描述当下他那不能安分下来的心情。他壮年时的怀抱，在于引介西方的政治思想小说来教育民众；他心中本来“富国强兵”的海军情结，与过半数合译者出身于福建船政学堂大有关系——这一切都不必再提起了。某种意义上看，林纾就好像是他的时代里的鲁滨逊，意外地要在西方文学海洋里的一个荒岛上重建新世界。懂外语的助手们好像是“星期五”，比他更熟悉新世界，却不能主导，也不能全然代劳，而只聊充辅佐之职，打一打下手。然而，这种赤手空拳筑造世界的原始方式，很快在“现代”中国正式开始的时刻被震动得粉身碎骨。他在写给蔡元培的公开信里提出一个问题：新思想对于“孔孟之道”的反对如此激烈，但“何能以积弱归罪孔子”？同样，我们隔了一百年看过去，也可以提出一个类似的问题，把林纾树立为反对者将之打倒，视为速死之物，真有利于激励新思想新文明的产生和继续进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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