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步试错寻找风口

今年，是种植结构调整开始后的第二个春耕。在2016年已经调减近3000万亩非优势区玉米种植的基础上，2017年将继续调减1000万亩左右，退出的玉米改种市场需要、效益较好的其他作物。然而对“镰刀弯”地区的不少农民来说，半辈子都指望着种玉米赚钱，不种玉米种什么？赔钱了怎么办？种植习惯之所以难改变，就是源于对收益风险的担忧。经过去年一年的探索，他们做了怎样的尝试，结果如何，今年又将做出怎样的选择？这不仅对其他种植户有借鉴价值，更为今后调结构应做好哪些方面的服务和引导提供了参考。

——编者

本报记者马玉吴晋斌

“价格跌到了每斤7毛2，再等等看吧。”山西省大同县西坪镇唐家堡村村民王勇一直紧捂着11亩玉米的粮袋子，舍不得卖，盼着价格有所回升时再出手。

“量小了可以等，种植大户可等不起，能卖掉就知足了。”出于600亩土地流转费的考虑，山西省阳曲县大盂镇上原村村民杨喜桃接受了每斤玉米0.6元的收购价。

“市场行情会越来越不好，还是尽早出手。”同在晋北地区的山阴县北周庄镇郑庄村种植大户曹玉桂有着一定的市场敏感性，在秋收后很快把3000亩的玉米以每斤0.65元的价格卖掉了。

2016年，玉米产量过剩带来价格持续跌落，再次让玉米种植户们领略了市场“严冬”的寒意。

位于“镰刀弯”玉米结构调整区的山西农民如何度过“严冬”？在种植结构调整中有什么好办法？就这些问题，记者在春耕时节奔赴晋中晋北两个生态区采访了相关种植户。

挫折：试了3种作物还是放弃了

2010年，曹玉桂带头在村里成立了正泰农业专业合作社，入股社员223户，入股土地最辉煌时达到4500亩，如今还有3000亩，合作社主要种植籽粒玉米。

“价格跌到1元以下就没再起来，国家对价格的调控力度变得小了。”作为种植大户的曹玉桂意识到这样一个信号：玉米种植回归市场，种什么、种多少不能再盲目跟风，得根据市场决策了。

2015年，曹玉桂开始了自己的小步伐种植结构调整。为什么叫小步伐？他解释说：“风险太大，不允许大规模地变，只能搞个试验田，即便亏了也不影响社员的利益。”

规模化种植不同于一家一户，对市场的依赖程度更高，风险也更大。曹玉桂选择差异化小规模调整来应对市场的变化。

“2015年我种了500亩的‘张杂谷3号’和‘张杂谷5号’，平均亩产500斤，秋后以每斤不到两元的价格卖给了收购商。”他说，除了产量、价格不高外，种植谷子还很费工，机械化程度远不如玉米。

试水种谷子没有实现预期的收益，曹玉桂又试种了马铃薯，因为技术原因再次搁浅。开始开展“粮改饲”试点后，他没有直接改种青贮玉米，而是选择先了解市场需求，希望通过签订订单来决定种植作物。

“一吨青贮玉米收购价是280元，当地的亩产在3吨左右，除去成本基本没什么利润。而籽粒玉米亩产量能达到1500斤，成本在500元-600元，土地流转费要300元，按每斤0.65元的售价算，1亩地还能挣100元。对比下来，种籽粒玉米还是有利可图的。”在与周边的养殖企业和养殖农户对接后，他还是放弃了改种青贮玉米的想法。

没了价格优势，只能以规模化来获利，成了曹玉桂试错后的保险之举。“但这只能勉强维持，不是长久的办法。”他还在继续琢磨种啥挣钱。

尝试：从政策中找种植结构调整的风口

“一头连着社员的土地，一头面对不确定的市场行情，对于结构调整，种植大户只能瞻前顾后。”小规模的尝试也是杨喜桃规避种植风险的办法。

不同的是，杨喜桃在观察市场的同时，还在注意着政策的变化，以期在政策风向中找到合适的种植方向。

改种谷子就是在玉米价格下滑后根据政策作出的决定。他说，今年，国家提出要加大对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政策支持，而以谷子为主的杂粮无疑是山西的特色，更是山西的优势。

春播前，山西省农业厅又出台了种植业的工作要点，明确了要以谷子、莜麦、荞麦、高粱、豆类为主要品种，打造农产品优势生产区。

透过这些政策，杨喜桃看到了种植结构调整的一个风口，虽然相关政策利好不会在短期内释放，但在他看来，这是针对市场的有效应变。

这些天，通过山西省农科院技术专家的指导，杨喜桃在200亩的土地上播种下了“晋谷21号”，其余400亩还是照往年一样种了玉米。

“比如改种用来酿酒的高粱就是一个方向，不仅需求量大，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取自山西，这说明了我们的高粱品质好、有市场。”在山西省农业厅工作人员对种植业政策的解读下，曹玉桂也开始在500亩的旱地上换种“晋杂”系列的高粱。

获益：找对路子让农民不再纠结

“种了半辈子玉米，都指望着玉米挣钱，也想过改种，但不敢拿效益打赌，终究没有下定决心。”2016年，在变与不变的纠结中，王勇还是种了11亩玉米，选择了6亩地试种黄花菜。

“结果玉米都没卖出去，黄花菜挣了3万多元。”看着地里的黄花菜苗，王勇多了一些信心。

这样的纠结也曾发生在种植大户张顺宝身上。“1亩黄花菜产量在3500斤至4000斤，去年的地头价是每斤3元，抛去用工的费用，能挣近1万元。”他说，这样的收益很诱人，但高收益和高风险是并存的。种植结构的改变就是农民种植习惯的改变，习惯的背后是对风险最小化的考虑。

找到信心就能消除这样的顾虑，在张顺宝看来，信心源自于找对市场。“这里水浇地多，很符合黄花菜的生长特性，加上它在北边地区的稀缺性，会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信心还源自于政府的扶持。大同县对黄花菜种植每亩补贴500元，农民购买种苗全部补贴。还给黄花菜上了农产品险，险资由政府出200元，农民出100元，一亩地最高保额可达5000元；并从去年开始试点价格险，市场价低于每斤18元时由保险公司赔付差价。

在1亩黄花菜等于10亩玉米的收益、政府扶持和保险兜底的三重前提下，王勇在11亩地的种植选择上终于不再纠结。张顺宝也把玉米全都换种为黄花菜，并联合30多户村民，流转了316亩地，成立了顺民黄花合作社。他成了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合作社去年收入达到了100万元。

农民的信心增加了，玉米种植面积自然就减下来了。2017年，唐家堡村的玉米播种面积将从2000亩减少到1000亩。这也为地处“镰刀弯”区域的大同县进行种植结构调整带来了契机。

无论是找寻结构调整的办法，还是找对种植的产业方向，可以说主动找寻市场需求、把握政策信号已成为山西的种植农户迎接农业供给侧改革、应对市场变化的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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