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何坚持十余年做一件可能不被人理解的事？

新华社天津4月4日电 题：他为何坚持十余年，做一件可能不被人理解的事？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宋瑞 郭方达

一张小方桌上的队伍

赵永华的家位于天津市红桥区佳园北里小区，大小不到30平方米，一张床、一个圆桌、几把椅子和一个桌柜，将客厅挤得满满当当。

“第四届全国五好家庭”“天津市优秀志愿者”“天津市2017年度最美家庭”……家中的柜子和墙上满满都是各式各样的奖杯、奖状和锦旗。

74岁的赵永华揪了揪身上略显陈旧却依然整洁的衣服说：“好多都是遗体捐献者家属送的，能穿我就留着。”

客厅一隅的一张方桌是赵永华的“办公区域”，也是“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宣传服务小组”的“根据地”，经过多年的经营，这支由赵永华夫妇创立的公益队伍已有上百人的规模。

赵永华戴上老花镜，在台灯下眯着眼翻找，从抽屉里取出几个颇有年代感的小本子，封皮上用透明胶贴着一张横格纸条，上面一笔一画地写着——《遗体捐献申请者名单册》，里面记录了自2004年起天津市各个区县、各个年龄层次的遗体捐献申请人。

谈起天津市遗体捐献的申办流程，恐怕没几个人比赵永华更熟。“这都是我多年来跑出来的经验。”赵永华说。

一次偶然的坚持

1993年，赵永华夫妻二人双双下岗，一家六口人仅靠着每月400多元的下岗补贴过日子。

秉持着“乐乐呵呵是一天，别别扭扭也是一天”精神的赵永华夫妻俩，很快就从下岗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们在社区当志愿者，做卫生、搞绿化、维护社区秩序，每天都过得紧凑而充实。

1997年，报纸上一则国家宣传遗体捐献的文章吸引了赵永华夫妻俩的目光，俩人一合计，便萌生出捐献角膜和遗体的想法。

“那时大家都觉得遗体捐献是‘文化人’干的事儿，我一个初中文化水平的工人没那么高的‘觉悟’。”赵永华说，别人越是觉得他在闹着玩，他就越要用事实说话。

1998年，为了找到遗体接收单位，赵永华跑遍了市里大大小小的医院，却毫无进展。几经波折的他找到了天津医科大学。

“在学校里，我了解到天津医科大学老校长朱宪彝捐献遗体的事迹后，更加坚定了遗体捐献的念头。”他说，但是遗体捐献申请书上还必须有家属签字。

赵永华夫妻俩只能硬着头皮向子女们坦白。听到父母想捐献遗体，孩子们都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觉得父母捐献遗体后，扫墓都没有个去处，再加上担心周围同事朋友指指点点，这事儿就暂时搁置下来。”

之后，赵永华夫妻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用4年时间做通儿女们的思想工作。2002年4月1日，赵永华夫妻俩完成了遗体捐献公证，成为天津市首例自愿申请遗体和眼角膜的“双捐”志愿者夫妻。

一段十余年的努力

“当时200元的公证费让大家犯难，怎么捐了遗体还要自掏腰包？”为了给遗体捐献者免除公证费，他天天像“串门”一样找相关部门争取。

2006年底，天津市发布了规定，捐献遗体、眼角膜者实行免费公证，赵永华终于解开了心结。

“档案不是死的，申请表入档后，依然要一直跟进。时常去申请人家里坐坐，既能掌握捐赠者的实时意愿，也是对他们的一种陪伴与尊重。”赵永华说。

自2002年起，已有2000多人通过赵永华创立的“天津市遗体捐献宣传帮办志愿小组”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

在蓟州区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园，803名遗体捐献者的名字镌刻在“奉献碑”上，其中三分之一的名字赵永华都熟悉。

天津医科大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面向社会接收无偿捐献遗体用于医学教学使用，累计接收797例，其中2018年接收遗体捐献86例，公众对遗体捐献工作的认知度不断增强。

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主任张平说，有了像赵永华这样的遗体捐献宣传员，遗体捐献的来源更加充足。

“为了对遗体捐献者表示尊重，自2002年天津医科大学设立生命意义展室，每逢新生入校都在这里要上一堂特殊的课。”张平说。

根据天津市红十字会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天津市实现遗体捐献827例，实现人体器官捐献908例，角膜捐献456例。仅今年第一季度，成功实现器官捐献93例、遗体捐献30例。

“在我看来，遗体捐献对医学事业和人类发展都有贡献。这是了不起的事，是大爱大善。社会有需要，我就会一直做下去。”赵永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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